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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玛窦扎根中国之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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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,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有利玛窦那么大,他被尊称为"利西泰",被明末士人视为西方的儒者,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。实际上他到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传教,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胜于有限的传教成绩。

 

近代以前,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部文化有两次大规模的接触,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人,在中国扎根,最终佛教被改造成本土信仰之一。受印度佛学的影响,逻辑学、音韵学等专门学问在中国兴起。明清之初,进人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期,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“天学”,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。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。

 

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(1552)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,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。十六岁到罗马学习法律,同时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,师从著名数学家学习天算。十五、十六世纪正值新航路开辟、地理大发现的世纪,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“福音”之地,因此组团招募人员剩远东传教,利玛窦自愿加入传教团体,万历五年(1577),他报名参加耶稣会往印度传教的教团。在葡萄牙候船期间,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。至此,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、哲学、历史、自然科学知识。

 

万历六年(1578)三月末,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,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,在果阿居住四年后,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视察员派他到中国传教。万历十年(1582)四月,利玛窦从果阿出发,四个月后到达葡萄牙在中国的根据地澳门。在利玛窦之前,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。

 

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·沙勿略,他于嘉靖二十八年(1549)抵达日本鹿儿岛,意识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统治地位,中国才是传播基督教义的大有作为之地,为了踏上中国大陆,他做了种种努力,但终其一生,足迹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,没能跨上大陆本土。直到万历八年(1580),传教士才稍稍打开僵局。罗明坚随同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,万历十一年(1583),罗明坚、利玛窦一起来到广东肇庆,着手建立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。尽管得到了知府的支持,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非常大。他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,尽可能研习中国文化,将基督;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,从《中庸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等书中摘取有关“帝”的条目,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,利玛窦为吸引中国人目光,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,如钟表、三棱镜、圣母像、地图等。为了适合中国人“中国是中央帝国”的观念,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,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。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,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。这使他继续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,致力于制造天球仪、地球仪,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。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,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,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,并用西方的钟表、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“敲门砖”敲开了贵族、官员的大门。他们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,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 

但是,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,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,罗明坚在绍兴、桂林均遭到当地官绅的反对铩羽而归,同时肇庆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,肇庆、广州爆发了针对传教士的抗议活动。利玛窦在这两个地方无法立足,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,在粤北建立了又一个传教中心。利玛寞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,他穿儒服,兴建中国式的教堂,韶州的反传教土事件依旧层出不穷,利玛窦决定到别处争取支持,他跟奉召赴京的兵部侍郎石星一路北行到达南京。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,否则在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城无法立足,果然,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。 

 

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,出人意料的是,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,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,王室成员、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、玻璃器皿、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,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“科普”展览,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,出版(交友论),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。他放弃建造教堂、公开传教的方法,进一步用中国自高就有的“上帝”替换“天主”概念。 

 

利玛窦深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探讨各种哲学问题,但他的传教效果不大。这使他相信,只有获得皇帝的许可,传播福音的事业才能真正展开,否则会在一夜之间遭到禁毁的厄运而前功尽弃。利玛窦的想法得到本部有关负责人的支持,他们在澳门搜集各种精巧的礼物带到南昌。万历二十六年,利玛窦随同前任南京札部尚书到达北京,但没有丝毫进展,不得不绝望地返回南京,继续在官员王忠铭的庇护下生活。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,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,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,一如在南昌的生活。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官员、文人集会时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,分发彩绘圣像,每每引起激烈的辩论。他同时动手编辑又一本格言集(二十五言),刻印后广为发行。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者对新的哲学神学极有兴趣,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,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再次向北京进发,他们在临清遇到税监马堂的阻挠,等了足足三个月后,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,获得万历皇帝事人的允许,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。

 

 

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,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一座钟楼,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。但是,他们突然遭到逮捕,因为外国人晋见本属礼部官员的职掌范围,而利玛窦一行绕过礼部走了捷径。在支持传教士官员的帮助下,利玛窦直接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,他们被允许在北京.长期居住,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。

 

利玛窦开始了广泛的传教活动,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,下至穷乡僻壤,大量发行教义的宜传物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,徐光启、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。各地的抗议活动依然此起彼伏,两种文化的冲突仍在继续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三月,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,万历皇帝在北京拔出一块基地,利玛窦今天依旧长眠于北京阜城门外。利玛窦之死并没有停止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,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医学、水利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,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《几何原本》、《测量法义》,与李之藻合译《浑盖通宪图说》、《同文算指》等书,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。

 

中国的文化也借由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,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、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,直到清初乾隆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,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断,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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